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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人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事

  2007年,伦敦舰队街。中国留学生夏淼穿着从ThomasPink买来的打折衬衫,忐忑地跨进高盛的办公楼。和其他实习生一样,夏淼被安排坐在自己直线汇报的老板旁。

  夏淼的老板是高盛伦敦衍生品部一名30出头的VP(副总裁),他负责面向机构的指数产品销售。

  夏淼当时在英国读研究生,学习商业管理。跟她一起来到高盛实习的,有不少牛津、剑桥的高材生。他们有的学历史,有的学英国文学,还有的学希腊语——许多投行喜欢招收专业跟金融风马牛不相及的好苗子,亲自栽培。

  夏淼坐下后不久,老板的电话突然响了。电话那头,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根据老板接电话的语气,夏淼判断对方应该是他的女朋友。

  “实习生长什么样?好看吗?”女人略带醋意地问。咫尺之遥的夏淼听得清清楚楚。

  老板迅速给夏淼使了一个眼色,一边若无其事地回道:“哎,长得又矮、又胖、又丑。”

  女人在电话那边哈哈笑起来,老板又给夏淼做了一个鬼脸。

  夏淼尴尬地笑了笑,继续埋头干活。

  急流勇退

  今年9月一个周末的午后,香港铜锣湾。夏淼跟我聊起初出茅庐时高盛老板的那通电话时,依然忍俊不禁。

  “我就是中国廉价劳工,只要有碗饭就可以了,你懂的。”她笑着说。

  夏淼目前任职于香港一家外资投行,她是一名衍生品设计师(Structurer),级别是“AVP”,跟8年前说她“又矮、又胖、又丑”的老板已经并肩齐驱。

  “AVP听上去有点大,其实就是投行中下层干活的人。”她解释说。

  回忆起2007年,自己先后在伦敦高盛、巴克莱实习的日子,夏淼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投行“不要命”的工作文化。

  “许多交易员工作起来废寝忘食,连着转24小时,休假的时候去做极限运动,然后断只手断只脚就回来上班了。”

  2007-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,夏淼在投行目睹了许多同事被裁,垂头丧气离去的场面。然而在伦敦巴克莱,最让她难忘的,是一个急流勇退、主动请辞的交易员。

  那位英国交易员30多岁,一直表现都很出色。有一天,他突然告诉大家自己要离职,说想多些时间陪孩子。离开巴克莱后,他去孩子读书的小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。

  让夏淼震撼的,是这个交易员面对职业转换的巨大落差,表现出的从容和淡定。

  她后来观察到,即使是在竞争割喉的大投行,许多西方人还是保持了自己传统的家庭观念,很多人桌子上摆满了老婆、孩子的照片。

  这位交易员的离职,在夏淼心里种下这样一个信念:“投行就是打份工,家人、健康,这都是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。”她说。

  迟到是种病

  夏淼结束伦敦的实习后,来到香港的金融业工作。今年是她在香港的第8年。

  夏淼并不迷恋名牌,着装上自成一格,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裙子,戴夸张、几何形状的耳环,没事就去听音乐会。

  她最近一次单飞旅行去了日本白川乡。虽然那里离名古屋近,但香港飞名古屋相对较贵,为了省钱,夏淼选择从香港先飞到东京,再搭乘长途巴士到白川乡。

  夏淼不太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,“可能有些女同事觉得我穿得不好看,但我也不觉得她们穿得多好看”,她说。

  然而有一种批评夏淼却不得不接受——朋友们抱怨她“总是迟到”,甚至“无端消失”。

  “我有次约了她,到点她就不见了。过了7个小时之后,她才给我打电话。”夏淼的朋友Coco告诉我。

  “她每次都迟到,这样多弄几次,大家都不愿意找她玩了。”另外一位朋友告诉我。

  相比这几位朋友,我算非常幸运。因为夏淼跟我喝咖啡,只迟到了30分钟——我到了约好的地点,打电话催她的时候,她还在健身房健身。

  “这的确是我的性格弱点,我其实一直有巨大的内疚。”夏淼说。

  我问她上班会不会迟到。

  “上班我不敢,但是如果不是那种会影响饭碗的情况,我就会忍不住。”她坦白道。

  实际上,夏淼上班兢兢业业,工作时间从每天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七八点。我第一次见她时,是一群朋友饭后一起喝酒。那天她一直到晚上10点过才下班。

  公平的游戏

  工作给夏淼最大乐趣并不是金钱回报,而是脑力上的挑战。她每天要吸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信息,跟做定价模型的量化分析师(Quant)团队讨论,设计出跨资产品种的结构性产品(structure porduct)。

  投行通常会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各种“结构性产品”。比如,夏淼会设计一个跟人民币汇率和某支股票同时挂钩的合约。投行会把这个合约卖给认为人民币会坚挺、并愿意持有那支股票的客户。

  从表面看,客户像是从投行“打折”买到了他喜欢的股票。然而事实上,客户是卖给了投行一个看跌人民币的期权。看似占了便宜,其实承担了人民币下跌的风险。一旦人民币贬值,跌破某个价位,客户就会亏钱。跌得越凶,亏得越多。

  “这就好像一个赌博,”夏淼说,“投行怎么可能平白无故让你占便宜?”

  结构化产品有的通过商业银行销售给个人,有些则卖给抗风险能力较强的机构。一般来说,卖给机构的产品在设计上会复杂一些。

  由于涉及到风险,银行在卖这种衍生品组合给个人客户时,“产品描述”通常只有两页,但“风险提示”动不动就有10多页——虽然一般没人会仔细读。

  2011年由杜琪峰导演的电影《夺命金》里面,由香港女星何韵诗扮演的一名银行女职员就为了追求业绩,成功地卖了一个复杂的金融产品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妈。

  经过2007-2008年金融危机,香港社会至今都对金融衍生品心有余悸。

  一位香港汇丰银行的理财经理告诉我,有过惨痛经历,许多香港人现在把累计期权(accumulator) "亲切”地称为“kill you later”(待会儿再要你的命)。

  夏淼说现在跟金融危机前相比,相关的监管更严格,“很多东西都不让做”。但许多客户都是“短期记忆”,好了伤疤忘了痛。

  “衍生品买卖其实是一个公平的游戏,给有观点的人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工具。”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告诉我,“如果你只是为了做简单的投资,就不应该参加。”

  膨胀的欲望

  衍生品设计师需要跟交易员、销售、量化分析师、法务等投行里的多个团队同时打交道。

  天天跟交易员并肩作战,夏淼说她观察到这是一个“很不健康”的职业。“他们压力很大,被短期利益驱动,赚钱亏钱大家都看着。”夏淼说。

  在高压的工作环境里,每个人的缺点都被无限放大,夏淼说这使得她不太可能在同事里找到对象。

  “看这个是马屁精,看那个太贪婪,那个又太短视。”她笑着说。

  转眼间,离夏淼在伦敦巴克莱遇到辞职去当小学老师的交易员,已经过去8年了。

  在香港,夏淼再没有遇到过激流勇退的理想主义者。她见到很多高层,已经有房有车,生活舒适无忧,每年不用上班也有可观的资本收益,但这似乎并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欲望。

  “他们经常打电话就是讨论今年香港的法拉利、保时捷出了什么新款,要不要去买一辆。”夏淼说,“这样的话,钱当然不够花。”

  夏淼说现在自己的生活不算富裕,只是说通过专业技能谋生,过得比普通人稍微舒服一点。

  “能自己租房子住,不用去住劏(音同tang,一声)房。”她笑着说。劏房是类似于胶囊公寓的鸟笼屋。

  香港中文大学6月调查显示,香港劏房用户人均居住面积为48平方尺(合4.46平方米)。香港人必须连续17年不吃不喝,方能置业。

  夏淼说爸妈希望她回老家,和他们一起住,最好当个老师,过安稳的日子。但和许多在外漂太久的年轻人一样,夏淼感觉家乡已经回不去了。

  内地金融衍生品市场依然比较落后,夏淼的专业技能并无用武之地。而她也已经习惯了香港的生活和文化。

  “回去能做什么?教英语吗?”她说。

  Quant是什么?

  Quant,量化分析师,又称“矿工”,是英文

  Quantitative Analyst的缩写。在投行里,大部分Quant负责建模、结构性产品定价以及宏观模型。还有一些Quant做市场微观结构、高频交易和统计套利。Quant们大多具有强大的数学和工科背景。夏淼说,他们Quant团队的头头拥有两个博士学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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